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今天我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简要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第二，简要介绍国际关系的历史，通过回顾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使大家获得感性的认识；第三，探讨中国崛起的几种方式，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软实力。

　　一、国际关系理论简介

　　1.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什么的？我们知道，国际行为体有两大类：一是国家行为体，即民族国家;二是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非政府间国际组织(NGOs)，跨国公司(TNCs)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研究这些行为体相互怎么打交道的理论，也可以说是研究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这门学科非常年轻，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国际关系专业，到今年正好90年。

　　2.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国际关系理论纷繁复杂，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三大流派。第一派叫理想主义，第二派叫现实主义，这两派出现早，影响大。第三派叫建构主义，出现得最晚，是90年代出现的，影响也没前两类大。我个人认为，这三种学说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其哲学思想或者价值取向的不同。

　　（1）理想主义。认为人性本善，国家之间是可以合作的，不一定要斗得你死我活，只要消除误解，即可消除战争。其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荷兰的格劳秀斯和德国的康德，核心思想是把道德标准和法理规范作为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传统理想主义的破产。但理想主义并没有死去，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理想主义或者叫新自由主义兴起，这一派主张，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国际制度（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不扩散条约、联合国等）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促使国家间合作。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

　　（2）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把个人道德同国家道德混为一谈，就是制造民族灾难，因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国家的生存。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现实主义理直气壮地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一条――为权力而斗争。因此，维护和平的最好办法不是靠道德，而是势力均衡。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了30年。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现实主义的改良学说新现实主义也出现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在单一平面层次上竞争，而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学说，也就是大国之间实力分配形成的架构，其中很重要的是“极”的概念。例如，一个大国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称为单极结构，两个大国统治的结构称为两极结构，四五个大国发挥作用的结构则称为多极结构。第二点不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而且新现实主义加强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强调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重大修正。

　　（3）建构主义。1992年至今，建构主义兴起，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建构主义强调文化和观念的作用，认为国际体系包含三种因素：权力、利益和观念。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构成的，这种观念或共有知识即是文化。也就是说，国际力量的对比，国家利益，虽然是客观的，但是又受到人们主观认识的制约。我个人觉得，这种学说和我国明代王阳明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我觉得建构主义是有唯心论成分的，但是不能一说唯心就好像绝对不好，不能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在认识上就比康德和黑格尔要高明。

　　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引起争议最大的是亨廷顿，在他看来，后冷战时期各国最重要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未来全球政治的冲突是发生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比如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

　　综上所述，每一种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都能对国际政治作出一部分合理解释，所以很难说那一种学说是绝对正确的。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只要国际社会的舞台不落幕，国际关系理论必将继续向前发展。

　　二、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回顾

　　从历史角度看，一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主要可以浓缩成四大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7世纪上半叶，欧洲新教国家和旧教国家之间因为宗教改革导致政教纷争，并引发了一场持续30年的武装冲突，史称三十年战争。此后所有的战争都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战，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为了所谓的神圣原则而战，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后一场宗教战争”和“第一场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奠定了此后300多年来所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因此该条约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这一体系也就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维也纳体系：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英、俄、奥地利、普鲁士等战胜的欧洲封建君主们召开了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欧洲的封建统治，并且把拿破仑统治下已经解放的民族重新置于战胜国的民族压迫之下，我们称之为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下，英国重新控制了欧洲，并且达成了欧洲势力均衡。1848年，欧洲大陆上法、意、奥、普等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维也纳体系彻底瓦解。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战后，英、法、美、日等战胜国召开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对世界秩序进行重新安排，这一体系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从根本上来讲，它既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也没有消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还埋下了更大冲突的种子，特别是激起了德国人的复仇心理。自30年代起，该体系被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一系列侵略打破。此外，签订的条约中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雅尔塔体系：二战后期，同盟国召开了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几次国际性会议，达成对战后世界的安排。此后，美苏两极格局和冷战成为雅尔塔体系大部分时间里的表现形式，直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宣告雅尔塔体系瓦解。

　　雅尔塔体系之后，旧体系瓦解而新体系尚在形成之中，大国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态势，我们中国成为影响新体系走向的一大关键因素。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就是这些。下面，我想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来和大家探讨一个小专题。

　　三、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和国家软实力的构建

　　冷战之后，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一度有如雨后春笋。国际上出现了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心，也有“中国崩溃论”的轻视，在国内，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施方式也处于探索争鸣中，底下的分歧也不小。中国要崛起，就有必要弄清楚，怎样才称得上崛起？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如何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

　　所谓崛起，我认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经济加快发展，而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全部过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终结果。从世界历史上看，凡是大国崛起，几乎必然发生与原霸主之间的对抗。比如西班牙取代荷兰的战争，英国取代西班牙的战争。很有意思的是，在日不落帝国之后，所有的挑战者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比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冷战中的原苏联。只有美国是个例外，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靠一战中欧洲列强两败俱伤和乘火打劫而顺利接了英国的班。因此，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主义理论，只要中国崛起，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我们是否宣称“永不称霸”，都会自动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所以，中国能否崛起，怎样崛起，不光是我们关心，从美国到全世界，从理论界到外交界都很关注。前些年我国曾宣称过要“和平崛起”，现在则改成了“和平发展”，我理解，这是一种策略，因为“崛起”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发展”则是任何国家都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合理权利。因此，后一种叫法是为了在策略上减轻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敌意。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举棋不定，两面下注。一方面，它十分不愿意看到中国或其他大国对其霸权构成挑战，所以采取了维持美日同盟、武装台湾、加强对华武器禁运等遏制中国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不想把中国逼上对抗乃至战争的道路，寄希望于把中国和平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关于中国崛起的方式，目前大致有三种学术观点。一种是德英模式，也就是战争崛起，认为双方迟早必有一战。一种是英美模式，也就是和平崛起，像美国那样与英国实现和平禅让。第三种是法美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中间模式，即像法国那样，既对美国的霸权采取批评和有距离合作，又不从根本上挑战美国，从而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分一杯羹。在现阶段，中间模式似乎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德国模式风险太大，而且中国现在也没这个本钱；和平崛起则花时间比较长，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在本世纪中叶前赶上美国，在人均和其他方面也难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因此，法美模式应该是比较理想的。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剃头挑子一头热。次贷危机后，中国损失相对较轻，手握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有求于我。最近有部分美国学者创造了“Chimerica”这样一个名词，翻译过来就是中美国，其含义就是美中相互依存，共同治理世界。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代表美国官方，但起码在理论界看来是一种可能的选项。

　　但是我们说，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现在时也不等于将来时，中国要想崛起，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正视时代要求，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重视之一，要头脑清醒，保持冷静。现在国际上呼吁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声音比较高，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不要被冲昏了头脑。一方面我们不可夸大美国衰落的程度，以为美国从此就会一蹶不振。古人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美国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其政治体制中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相当强，当这一波危机度过，美国必然恢复元气，仍将是世界头号大国。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自己的弱点。要知道，2006年我们仍然有21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如果用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1美元）来衡量，这个数字是1.3亿，有谁见过穷人如此众多的超级大国吗？

　　除此之外，我还可以轻易举出制约中国崛起的几大隐患。

　　第一，中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把中国分成“四个世界”，只有5％的人口生活在“第一世界”（高于中等偏上国家），20％生活在“第二世界”（高于中等偏下国家），25％生活在“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而剩下的50％或6.3亿人口生活在“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

　　第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存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提高。

　　第三，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过度污染，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面临着无水可饮，无煤可挖，无地可耕的危险。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贸拉动。据统计，中国的外贸依存率从1978年的9.8％猛增至2005年的76％，高于德国之外的世界主要贸易大国。这使中国经济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而一个健康、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必须以强健的内需为基础。

　　第五，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猛增至2006年的0.496，早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全世界除拉美外就属我们的贫富差距最大。今天中国2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50％的财富，而最贫困的20％只得到4.7%。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或半失业，1.5亿农民背井离乡，加上留守村庄的最贫困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作为劳动力的巨大储备固然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做出了贡献，使我们成为世界工厂，但也是可能动摇经济社会稳定的一颗定时炸弹。

　　以上突出强调了中国崛起的消极方面，为的是给那些盲目乐观的情绪浇盆冷水。但上面列举的事实却无疑都是真实的，提醒我们中国崛起之路还很漫长，而且布满了荆棘。我们如果不能保持清醒，变得骄傲自满起来，就有可能在崛起之前倒下。

　　重视之二，必须维持并发展中美关系。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崛起的国际基础。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外部因素就是保持了对美国的良好关系。要爱国，就必须学会理性。在当前的态势下，维持并发展中美关系，从战略理念上要有“三个承认，一个避免”。一是要承认中国的崛起正引起美国的担心，特别是中国军力的增长，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一些忧虑。二是要承认美国会采取适当的战略与战术控制中国崛起。美国在世界上大致有15项安全承诺，有5个与中国有关，即核心安全承诺中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非核心安全承诺中的美澳联盟、美菲联盟以及美台准联盟。这些联盟可能会在未来的中美东亚战争中发挥作用。三是要承认美国有一部分战略家主张以合作心态对待中国崛起，期望中国继续改革、走和平式崛起道路。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环境决定论观点，认为大国崛起必然要与现存的世界大国分享世界主导权，但是不一定采取武力扩张的方式，采取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霸权国的态度。如果霸权国以军事力量为维护其现有地位的主要手段时，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就可能依赖军事，如果霸权国以经济为主要手段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兴大国则可能乐于采取经济的崛起战略。这种观点对中国崛起是有利的，我们应当善加利用。“一个避免”，就是说中国崛起一定不能采取一种咄咄逼人、充满敌意的态势，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和直接的对抗。

　　重视之三，关注软实力崛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在权力、制度与认同三个维度同时展开的，其中权力维度最活跃，但也最明显地挑战世界秩序。中国要贯彻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在保持经济、军事实力合理增长的同时，可以加大在软实力领域的投入。“软实力”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他将实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硬实力主要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则是指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的力量资源，它能对其他国家形成吸引力，使它国羡慕、模仿，进而心悦诚服地追随。自“软实力”论提出后，中国学者便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形成了一股软实力研究热。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国际上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还有我们的孔子学院从2004年至今，已在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个孔子课堂，成为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伴随着硬实力的飞速发展而有了较快的进步，但总体程度还相当有限，无论是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还是在发展模式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都还有所欠缺。法国总统萨科奇说，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可供对外输出的国家成不了超级大国，这句话有一定道理。而且，近一两年来，一些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国际形象起伏不定，贫富悬殊、环境恶化、官员腐败、诚信缺失等，使得中国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硬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并加大软实力投入，特别是大力加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共享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应当是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因而能够为其他民族、文明、国家广泛认同。应当说，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文明都有基本正面的取向，也都有提供核心价值观的潜能。如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固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种共同追求，因此也是人类社会所共享的普世价值。党的17大报告号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这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无疑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我们还应当积极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增大公民社会在建构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影响全球事务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之一。过去，我们在公民社会上限制过多，导致真正的民间组织发育不起来，而有些国际场合让民间来发声要比官方的效果要好得多，结果是使自身丧失了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工具。近两年来，我国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公民社会雏形已经形成，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展示了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2008年，我国的民间力量在西藏骚乱事件中揭露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伎俩，在汶川大地震中发扬互助人道精神，在北京奥运会上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这一有利契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健康理性的发展，将会极大地弥补中国软实力的不足。在这一点上，我们共青团组织是大有可为的，比如，新一届书记处对青年自组织问题的引导，对包括海外志愿者在内的志愿者工作的重视，这些都是在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国际关系理论对工作的指导意义

　　国际关系这门专业和共青团工作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通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能够掌握一些规范和思维方法，这对工作是有帮助的。当然，这对其他专业出身的同志来说也是适用的。具体说来，可能有这么三点。

　　一是能够开阔视野。古人有句很大气的话，叫做“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那么，国际关系专业要求既要具备一定的国际眼光，又要具备一定的历史眼光，某种程度上和“谋全局”“谋万世”也沾一点边，对于开阔视野、促进工作还是有帮助的。

　　二是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学习国际关系，必然要对政治学、哲学有所研究涉猎。政治学能够帮助人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看清权力运行的本质，哲学能够引发对世界的本原，人类生活意义的思考。这些都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使人在审视问题时眼光变得更敏锐，观察问题时能够接触到本质。我想这对工作是也有帮助的。